当鞭炮声为逝去的旧年画上休止符的时候，寻常的百姓习惯给自家算一笔账、做一个总结：这一年里，我付出了什么；这一年里，我又得到了什么。一个个普通家庭账本上的涂涂写写，连聚起来，就变成了宏观经济脉动的节奏器。
新京报记者深入全国各地，采访了农民、工人、小老板、网红、创业者等多个群体，听他们讲述自己过去一年中平常或不平常的故事，让他们算一算自己打拼一年的“账单”。
岁末年初，从跨境电商、生鲜电商、到O2O、互联网体育，“互联网创业公司死亡名单”文章时不时刷屏，内容虽大同小异，但仍令创业者倍感寒意。
曾几何时，互联网创业企业以行业颠覆者身份出世， 身为“价格搅局者”、“成本搅局者（轻资产）”，他们令传统企业侧目。但风终究会停，当资本市场开始收缩，融资寒冬来临时，扩张过猛、烧钱过快的创业者不得不转而裁员，甚至变卖资产输血。
16WiFi创始人邱朝敏就是其中一位。2014年闯入移动互联网行业的他为了给创业公司输血，去年不得不变卖了3亿元的地产，同时为了节省人力成本，其创业公司也裁员25%。
岁末年初，邱朝敏仍在忙着见投资人，据他透露，新一轮融资已经有了进展。
做公交免费WiFi：融资4个亿，烧钱6个亿
2016年“资本寒冬”来临，创业公司日趋艰难之时，邱朝敏领导的16WiFi刚刚开启高速扩张，但没过几个月，他的钱也不够花了。
如果简单从数字上看，16WiFi拿到的钱并不少。2015年11月，16WiFi A轮融资完成，融资额1.38 亿元。2016年6月，B轮融资接近尾声，获3亿元融资，这被称为商业WiFi领域截至目前获得的最高B轮融资。
但对于邱朝敏来说，钱还是远远不够。到了年底，16WiFi出现了比较被动的局面。“我们已经烧了6个多亿，到年底时候，员工欠发一个月工资，春节前才都补上。”
邱朝敏说，互联网本身就是烧钱的行业，2016年之所以扩张快，一方面是因为融到了钱，二是用户体验好了，必须抓住扩张机会。
最根本的是，这是一个规模制胜的行业。据报道，“只有在全国市场形成规模化运营，公交免费WiFi才可能持续发展；几个城市的小范围经营，则根本不可能盈利。”
广州一地：一年4000万“入场费”
不过高成本使扩张成了“烧钱”自杀行为。
“我们成本主要分四大块”，邱朝敏算了一笔账：第一块是入场费，要取得公交车上的WiFi运营权，就要给公交公司交钱；第二块是设备，算上研发、制造和安装，一台将近2000元，广州一万多辆车，就两千多万；最后是从运营商采购的流量费和人员成本。
四大块成本中，入场费饱受诟病。“公交上装WiFi，本来是政府该干的事，企业去装还要收费？本来公交是国有的，按理说我们企业帮你们去装WiFi，你们就别收了呗”，邱朝敏为此打抱不平。
以广州为例，一年一万辆车仅入场费就要向公交公司支付4000多万元，广州地区仅流量费一年就需要向运营商支付2400万元。高额成本压力之下，2012年开始火爆的公交WiFi行业已经死伤遍地。“公交WiFi现在就剩下我们了，如果我们再倒闭，那这个行业就没了。”邱朝敏说。
有声音认为，国家多项政策都提到普及无线局域网、建设智慧城市，而企业让老百姓享用免费的网络，做的是多方共赢的事情，成本不能由一家民营企业独自承担。
“同行纷纷趴下了，我们还在跪着。” 邱朝敏坦言。
卖3亿地产输血创业公司，裁员25%
为了缓解16WiFi资金紧张，2016年邱朝敏甚至变卖了自己的地产，套现了3个多亿，“员工工资就是靠这个发的”，邱朝敏说，假设我是一个普通的创业者，这个企业已经倒了好几次了。
除了16WiFi董事长，邱朝敏还是七彩集团董事长。“以传统业务支持新的创业公司业务”是其不得已的做法。
网传一个夸张的说法是，邱朝敏做梦梦到李彦宏给了50亿元。当提到这里时候，邱朝敏笑着坦言说，“那还真是，不是夸张，那时候正好和李彦宏在谈融资，协议都签了，但后来没交割，放鸽子了。”
同时，邱朝敏也将APP团队进行调整，“原先公司400多号人，裁了100多人，每个月节省200多万人力成本”。
■ 行业背景
创业公司“A轮死”仍在延续
中国的创业圈正经历着数年以来的寒冬。根据IT桔子数据库，截至去年底共收录48353家国内创业公司，其中2053家是2016年当年成立的公司，占全年新入库数量的7.8%。对比历年数据可以看到，2016年新成立公司数不到前年的四分之一。虽然公司的绝对数量相比真实的数据会因样本覆盖而存在差距，但创业公司的减少趋势真实反映了当前创业风潮遇冷的局面。
有媒体去年底统计，2015年拿到A轮投资的企业高达846家，但随着创投泡沫远去，很多企业已难以为继。
2016年7月22日停止售货的神奇百货，2016年4月倒闭的大师之味是其中的典型。他们有的因盲目扩张倒闭，有的因新融资未跟上倒闭。
指尖政务创始人董海博去年也经历了创业者的猴年。他曾给2016年定下8000万的业绩目标，然而一年到头，目标不仅全部落空，他也不得不裁员近半。
董海博回忆，从2015年9月到2016年3月，由于扶贫大订单迟迟签不下，指尖政务几乎没有进账，用董海博的话说，即使是有，也都是一些关系上的遗留，“吃老本”。
“人没有变，以前在体制内就能做成的事，离职创业了却不行了。”董海博感叹。不得已，董海博将22人的团队裁到了11-12个。
新京报记者 赵毅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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